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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作為第一財產權利是民法學上的一個發現
 

知識產權作為第一財產權利是民法學上的一個發現

  內容提要:民法總則是人身與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制度的總章程。知識產權是與物權屬于同一邏輯層次、處于同一位階的民事財產權,知識產權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法制度應將知識產權位列財產權利之首,這是財產制度漫長運動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既是邏輯的,也是實踐的。建議我國民事立法轉變財產觀念,在民法總則中將知識產權列為首要的財產權利,這將成為我國對各國民法典的一個超越。

  關鍵詞:知識產權 財產權利 民法總則 民法典

  民事財產權各有個性,又具共性。民法總則是個綱,是人身與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在內的財產制度的總章程。它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將最終決定知識產權的性質與面貌。

  民法學界欠缺對由于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財產領域的革命性變革的新現象、新問題的關注、探索與研究,導致民法制度的設計忽視了以“知識產權”以及“服務“等由“知識、技術”主導財產形態的關注,將它們排斥在民法典的主流財產制度之外,這既是一種失誤,也是一種落后。

  民法典如何處理知識產權問題,將影響知識產權法律的命運和實踐,反過來也影響民法典,影響民法制度的嚴整性、系統性、科學性,影響整個民法的面貌和命運。

  本文認為,民法制度究竟如何安排,盡管要取決于立法者的主觀認識和意志,取決于法律學者的學術觀點和制度價值取向。但是,法學畢竟是科學,立法畢竟是以遵循科學為前提的技術,制度客觀上要求必須與相應的技術匹配。

  如何規范知識產權,歸根結底取決于技術發展的要求,取決于知識產權自身的性質,取決于它所規范的社會關系的客觀屬性,取決于民法制度的系統化要求。

  一、知識產權的私權本質

  性質是事物分類的根據。權利的屬性決定于它所反映和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這種關系是客觀的,不因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知識產權中的專利權、商標權等需經過可稱之為“要式法律行為”產生的程序方能確立。

  知識產權所反映和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因而具備了民事權利的最本質的特征,固為民事權利。民法被稱作“私法”,私法調整具有平等地位的私人之間的人身與財產關系。這種平等主體之間所發生的“私”的事務,均適用“私法”來調整,它和主體的“公”、“私”性質,以及他們的地位高下沒有關系。

  要徹底厘清知識產權的私權本質,必須拂去公權力作用的表象。所謂公權力,就是公法上的權力,主要表現為國家對于個人、法人的權力,比如征收稅金的權力。

  法治國家,私權是公權的基礎。在私權的運行機制中,離不開公權力的輔助,如審查、確認、登記乃至于公示。最突出的是專利權、商標權的運行機制,公權力參與其中。若沒有一個具有公信力的機構對當事人請求事項中的技術問題以及可能發生的利益沖突等問題進行必要的審核,專利權、商標權這種獨占的、排他的權利就難以確認。

  這種現象很容易給人造成錯覺,使人對專利權、商標權,以至于整個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產生疑問與動搖,出現了“私權公授”、“知識產權是行政許可”和“知識產權私權公權化的趨勢”的錯誤觀點。有必要指出,社會生活中公權力與私權往往交織在一起,但二者卻有本質的區別。

  在私法體系中,私權和公權力之間,私權始終居于目的、實體、主體、第一性的地位,公權力則居于手段、程序、輔助、第二性的地位。在私法體系中,經常需要借助于公權力的介入。但是,不能超出或改變法律對私權確認的實體性規定,也能主輔顛倒。

  在知識產權法的機制中,公權力機構的行為的依據是商標法或專利法等私權法的規定,而非行政權力。構思該理由的方法也是私法的,而非公法的。這既不會造成私權利與公權力的混合,也不會導致私權屬性的變異,更不會出現私權公權化。

  二、知識產權與物權是同一位階的民事財產權利

  知識產權作為財產權,其內容和特征不同于物權與債權這兩種民事財產權利。原因就在于它們各自的對象不同。物權產生的前提通常是占有一定空間,能夠為人力所支配并能夠滿足人們一定物質或精神需要。債權產生的前提是以作為或不作為方式存在的“行為”。知識產權的產生前提,是以創造成果和工商業標記方式出現的的“知識”。

  債權與知識產權的區別顯而易見,毋庸贅言。需要弄清的是同是絕對權利的知識產權與物權的相同與區別。

  物權的前提是動產和不動產以及其他客觀存在的物理學、經濟學和法律學意義上的“物”。知識產權的前提是物理學、經濟學和法律學上的“知識”,是不含物質實體的思想或情感的表現形式,是非物質的客觀存在。

  知識產權的度弱于物權獨占、排他性程。物權人對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行為,其行使權利的行為是絕對的和排他的,其他人無權為與物權人相同的行為。法律對物權人權利的限制規定,是個別現象。

  相比之下,知識產權的權利人,除了要遵循與物權人行使物權時的相同約束條件之外,法律還明確、具體、廣泛地對知識產權人的權利做了合理的“剪裁”,主要是“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和“強制許可使用”等制度。

  知識產權比其他絕對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物權人的利益既可以借助法律實現對利益的控制,也可以通過事實上對物權對象“物”的占有來實現其利益。知識產權權利人則無法通過對其“知識”實行“占有”來實現其利益,必須仰仗法律的保障。

  當知識產權與物權發生沖突時,知識產權通常要讓位給物權。在一件實體物之上可以并存著物權與知識產權。但是,對于特定物質載體之上的“知識”的權利和物權,是可以分離的。在物權和知識產權分別屬于不同權利人的情況下,當兩個權利人分別處分物權與知識產權,且不能就此達成一致時,基于物權人依法享有的對實物的獨占、排他的支配權,知識產權會難以實現。

  知識產權的期限不同于物權的期限。作為財產,知識產權除對商標有特殊規定外,其余的期限屆滿,權利便歸于消滅,創造成果進入公有領域。物權則無此法律品性,物權的期限與物的自然壽命競合。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價值無論是質的規定性還是量的規定性,也都不同于物權。

  盡管知識產權與物權存在種種差異,但是在財產性、私權性、權利位階等本質特征上,又是相同的。其差異不足以改變物權、知識產權等本質上的共同的財產屬性和在邏輯上處于同一位階。

  三、知識產權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知識產權為私權。知識產權法為財產法。目前,各國知識產權法多為單行法律形式存在,盡管知識產權理論中存在知識產權包含人身權內容的觀點,實踐中也有這樣的立法例,但知識產權本質上是財產權,知識產權法屬于財產法卻是不爭的事實。

  應當明確,知識產權法是民事普通法,不是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法就是民法本身,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

  知識產權法是基礎性的民事財產法,它不是從傳統財產法中派生出來的特別財產法規則,它所調整的是社會生活中普遍適用的基本規則。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法與物權、物權法處于相同的邏輯層次,分別屬于民事基本財產權和民事財產基本法。

  知識產權、物權、債權,雖然在外在形式有明顯的差別,但本質上都是財產權。目前,我國興起民法典建設。其中,有關知識產權法是否在民法典中安排、如何安排的問題仍存比較大的爭議。

  不贊成知識產權編入民法典觀點的理由之一是認為,受技術發展的影響,知識產權法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開放式的規范體系。若將其置于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會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是將技術、藝術等不斷進步和變化的現象,與利益關系的相對穩定,以及規范利益關系的規則的相對穩定,這本屬于三個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在市場條件下,所產生的利益關系并不隨技術、藝術的多變而產生質的變化,都可以置于相對穩定的法律關系的調整之中,被當做“物”來進行調整。

  技術是進步的,社會是發展的,民事法律必須反映和服務于時代的變遷。民法典是一個規則系統,是一個具有嚴密邏輯的知識體系,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民事法律的法典化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非一成不變。

  知識產權是否屬于民事權利,應否編纂入民法典,是事物內部自身的本質屬性和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知識產權相對于傳統物權、債權等財產權而言,的確相對年輕,也不夠成熟,但這不足以否定它和物權居于法律秩序中處于同一位階的客觀事實。

  因此,民法典中理所當然地應當有知識產權法一席之地。民法典的制定乃是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

  至于在立法技術上如何處理,建立何種民法典的系統模式,是將知識產權諸項單行法律經編篡獨立成篇,全部納入民法典,還在民法總則中對知識產權的一般性規則作出規定,留出接口,用以指導知識產權的諸項單行法律,以便給各單行法律的修訂留出機動、靈活的空間,還是編篡為獨立的知識產權法典,都可以作為選項。俄羅斯民法典將知識產權法徹底民法典化值得我們借鑒。

  四、知識產權作為第一財產權利是民法學上的一個發現

  知識是一切財產的源泉與根據。知識財產是人類對財產的真正發現。民法制度將知識產權位列財產權利之首,是財產制度漫長運動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既是邏輯的,也是實踐的。

  知識創造和改變世界。創造成果是產業經濟的發動機。作為一種精神力量,知識產權法律創造了以“創新驅動發展”的財富生產的新模式。知識產權制度把個人才智的結晶轉化為巨大的社會財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

  對這一發展趨勢,大多民法學者的關注是不夠的。他們更多地關注對物權等財產制度的思考與設計,很難有剩余的精力旁顧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出現的新的財產形態——知識產權。

  但知識是一切“物”產生的真正原因,“物”是知識的結果。沒有知識便沒有“物”。知識產權制度發生以來,知識又成為“物權”發生的根據。今天,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現代財產制度的關鍵與核心,成為財產的主宰。我們的生活也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

  可見,知識、技術才是“物”的靈魂,是物質財產的生命、真正價值和存在的原因所在。一言以蔽之,沒有知識、技術就沒有“物”,就沒有我們今天的正常生活。當代世界,沒有知識產權就無法建立穩定的經濟秩序,社會生活的機制就會難以為繼。現代經濟生活的實踐告訴我們,知識產權日益彰顯其財產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財富的本質是人的發現。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實踐上,創造都先于、優于勞動,創造成果都先于、優于勞動成果。精神財產和物質財產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因果聯系,精神是物質的主宰。精神創造是一切物質財產的邏輯起點和發生的原因,沒有精神創造,便沒有物質生產。

  是精神創造決定了物質財產的有無,規定了物質財富的樣態,決定了物質財產所蘊含的價值的多寡。因此,精神財富必然先于、優于物質財富。按照制度發生的歷史,雖然知識產權遠遠晚于物權。但知識產權自產生之日,就天然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邏輯的、實踐的先于物權,優于物權。

  技術與制度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技術與制度一個屬于生產力,一個是上層建筑,二者涇渭分明,但實踐中它們卻如影隨形。制度締造者的任務,就是將制度與技術彌合在一起,維護我們的生活。

  《民法通則》作為我國民事立法的典范是法學界的共識。知識產權制度對中國民法典不應成為一個急于要甩掉包袱。今天,民法典的制定應當繼承《民法通則》的創新精神,對知識產權做出一個與它的地位與作用相匹配的恰當安置。

  本文建議,我國民事立法轉變財產觀念,在民法總則中將知識產權列為首要的財產權利。這既符合我國重視精神創造的傳統,也是對各國民法典的一個超越。

  此外,在技術的推動下,金融、法律等“服務”也作為既有別于物權,也有別于知識產權的新型財產,被列為貿易對象。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服務業已經取代制造業成為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

  世界貿易組織早就將“服務”作為獨立的貿易對象,與貨物貿易、知識產權貿易并列為全球三大貿易進行規范與調整。“服務”已經成為一種獨立的財產形態和類型化的私權加入財產權利的隊伍。

  對此,民法學必須做好思想準備,適應技術進步,順應歷史潮流。當前,“服務”業在我國蓬勃興起。我國民法學界應當看到這一趨勢,民事立法在重視知識產權的同時,也應當注意研究、重視對“服務”的規范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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